解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源于哪里？将有什么影响？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主题，本次主题确实值得思考，除了技术革命本身，它的社会效应会带来什么，如何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惠及到所有人。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 宇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通过“工业4.0”引出，通常贴上“互（物）联网”“智能化”等标籤作为其显著特徵。前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实现了机器替代人力和牲畜，形成大规模製造和自动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是在生产端发生显著变化，在消费端、物流端甚至整个系统推动变革，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所说：“与以往歷次工业革命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如海啸般扑面而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定製化、个性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生产领域将会更加开放，内部结构扁平化，消息传递的效率提升，这意味着不仅是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还有生产更加灵活性。此外，我们还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这种变革到底是不是普惠的？变革带来的增量分配效应又是如何？
警惕贫富差距加剧
众所周知，在被称为“羊吃人”的血腥积累下，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这些失地农民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成为了廉价劳动力，而他们的生存情况在众多史料中清晰可见，无产阶级出现，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了明显加大的苗头和趋势：1803年，最富裕的1.4%家庭取得国民总收入的15.7%，1867年时0.07%的家庭取得16.2%的国民收入；1803年收入最多的2%的人佔有国家财富的五分一，1867年则为五分二。
另外，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为了廉价资源、劳动力和市场，开始对外大规模殖民，落后国家被侵佔和掠夺（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
以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观察对象，在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工商金融业崛起的背后，阴暗面也一样让人触目惊心：市场化环境下，人（劳动力）和自然（土地、资源、环境）也都成为了可交易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工人实际上是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工作时间长、缺乏劳动安全保障。
笔者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免不了上述弊端出现，若放任不管则可能更麻烦。笔者在《世界重回镀金时代》一文中指出，科技创新、全球化、货币供应与资产泡沫、新自由主义这四个因素导致了贫富差距。对中国而言，要素市场化过程中的系统性漏失在天文量级流动性供应的助推效果下是拉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
一方面，新技术将财富分配更倾向于科技新贵。从工厂里的机器手臂到阿尔法狗，在多个领域，人工智能已经形成了对人力替代的趋势。从产业价值链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催生出更为细分的行业，例如研发设计环节出现了IC设计、传统生产环节裂变出CMF行业、销售环节中的电子支付与消费金融等，这些细分行业相对于传统行业更为专业、进入门槛更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报告，710万个工作岗位将消失（有研究认为电话销售、保税代理人等职业自动化风险最高，换言之被替代的可能性最高），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工程、自动化、数学等专业岗位，而这个数量为210万人，这意味着科技进步创造的新财富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分配给这210万人。当然，因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原本就是资本主义进化的核心，尽管马斯克、乔布斯、马云出现是恶化了社会分配的格局，我们不能否定对创新者的奖励，竞争会提升效率，差距会提供动力，但一旦过头结果必然就是社会的对立、敌视和持续的动盪。
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流动性支持的过程。科技创新也意味着大量试错，需要源源不断的投入作为支持，而在成果崭露头角时又会吸引大量的投资，或者说作为新概念、新故事被资本拥抱，例如近期看到的各种“共享”概念热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科技进步投入的大部分由资本市场来完成的，这里可能存在着金融创新和流动性总量释放。
在这其中，不仅是创新成果及创新者被赋予更高的市场价格，在大量流动性供应下，投入的资本也会因为成功甚至是成功的预期得到追捧和增值，带来大量的资本利得，也就是金融新贵。
应对马太效应发生
所以，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更偏好创新的实践者和金融资本，施瓦布在明确提出“创新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智力和实物资本的提供方，包括创新者、股东、投资者，导致资本依赖者和劳动力依赖者的财富鸿沟日益扩大”。
放在国际层面上道理相似，在传统“研发与决策─加工生产─销售（售后）”产业链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凭藉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加工生产环节的产业转移，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吸引生产环节回流，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生产环节进化为智能製造模式，加强了对人力的替代作用，低成本（尤其是低劳动力成本）就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例如今年2月，Intel宣布将投资70亿美元完成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家闲置工厂的升级改造，工厂投产后将创造约3000个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雄厚的金融资本也支撑其技术创新、升级，并从中获益，加上由此产生的流动性的沖刷，以及发达国家的科技基础，更可能将发展中国家排挤到边缘地位。此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就不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可能引致产生社会的、政治的问题，这将导致国家间差距的“马太效应”。
尽管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合作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太多解决的办法。笔者认为，技术创新和流动性过于膨胀可能是拉大差距的最大原因，因此有以下几点作为对策的思路。
首先，考虑到技术进步确实会形成劳动力的结构性替代以及结构性失业，对此，需要提供更有质量的专业培训，甚至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必需品，尽量平缓因产业变革带来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让所有人在初次分配中共享工业革命的收益。
其次，针对金融资本将获得更多财富分配的趋势，通过资本利得税来缓和金融资本与社会平均汇报的巨大差距并抑制泡沫，同时，还要对金融机构更严格的监管，防止过度膨胀以及监管俘获。这点在目前流动性空前汹涌澎湃的货币环境中，显得尤为迫切。
最后，就国际层面而言，一方面是跟紧在尖端科技上的突破，包括基础科学研究和商业化应用，需要对研究机构的支持以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以激励微观主体源源不断的创新创造。另外一方面则是合理引导技术传播，帮助后发经济体中的企业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传统的价值链以及行业模式的冲击和重构，并加速企业转型，适应新模式。
